一、戰後初期社會氣氛
在二次戰後初期，整體社會與學校均處於戰後重建的混亂時期，幾個故事，可以看見當年的社會氛圍。
在「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首頁對於228事件有這一段敘述：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政府派遣不諳臺灣民情之陳儀為行政長官，肩負接收治臺重任，未料源至中國人治社會的霸權劣習，導致施政偏頗、歧視臺民、外加官紀敗壞，產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讓民眾不滿情緒瀕臨沸點。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人員在臺北因查緝私菸，打傷女販，誤殺路人，激起民憤。次日，群眾聚集遊行示威要求懲兇，竟遭槍擊，死傷數人，也點燃了全臺灣抗爭怒火。為解決爭端，各地仕紳組成處理委員會，居中協調，提出改革要求。陳儀卻以仕紳為奸匪暴徒，向國民政府請兵來臺鎮壓、清鄉，數月之間，即造成民眾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害，世稱228大屠殺事件。[1]
這一次的歷史事件，即使在寧靜的鄉間，也造成不小衝擊。光復後第一屆校友鄭清茂（1，1935）回憶說：
空襲時，牛斗山位於飛機炸射嘉義市區之低飛航道底下，牛斗山經常為飛機掃射之目標，因此，當空襲結束，我們常至牛斗山撿拾彈殼，即至228事件發生，因恐懼遭池魚之殃，趕緊丟掉手上彈殼。（鄭清茂，1040726）[2]
228事件後要復學，必須尋覓地位崇高之地方有力人士當保證人，當年鄉下讀書識字者相當有限，我們找父親在市區做生意的友人擔任保證，才能繼續讀書。（鄭清茂，1040726）
而面對日本戰敗，日本老師將被遣返，即便在臺用心教學，對臺灣學生念茲在茲的加藤老師，一樣得面對戰敗被遣返的無情事實。校友蕭翠瑛（3，1948）回想當年的景象：
日本戰敗後，加藤老師等待遣返日本前的尷尬期間，景況淒涼。蕭校長卻一樣本於照顧同事之誼，提供土地供加藤老師種植甘薯維生，對加藤老師一樣關心。（蕭翠瑛，1031116）
而日治時期，國民學校都是使用日語教學，在臺灣接收以後，日本老師遣返留下的大量師資缺口與加速國語的推行與學習問題，在在都是校園師資的重大問題。鄭清茂回憶說：
三月中考初中，獲錄取後，提早到學校上課，早上老師學習國語注音符號，下午教學生。老師現學現賣的情況，相當普遍。（鄭清茂，1040726）
張淑媚、蔡元隆、黃雅芳（2014）[3]指出，原則上橫跨日治後期及光復初期，能就讀師範學校的臺籍教師，基本上都是家境較清寒但很優秀的臺灣人，因為他們長期接受日本教育，連中國話都不太會說就必須擔任國民學校教師的工作，學校也沒給予應有的專業學科訓練，許多教學現場的老師面對教學是不知所措的，所以他們常常是早上到學校教小朋友ㄅㄆㄇ，自己下午則接受短期訓練或參加暑期講習學習中國話等課程。
二、社區風情
光復後，民眾的經濟收入還是以農作為主，農作的收益當然關係到農民生活品質。教導主任許江泉（日15，1936）的回憶，讓我們更貼切瞭解當年長輩生活的困窘。
光復後，農村景氣很差，農產產量差，一甲田，「田底稻」（臺語）四千斤，現在有萬斤以上，甚至兩萬斤。更糟糕的是，當年大部分百姓都是佃農，大地主租田給佃農耕作。每期農作收成若豐收，佃農則可有微薄收入；若是農作歉收，全部農作給地主，都還不夠租金。其後，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落實照顧佃農措施，才讓佃農生活得以改善。（許江泉，1040811）
賴清田老師（12，1957）還記得小學時幫家人載送蕃薯去市區販賣的記憶：
民國40多年，曾經用破舊的腳踏車載送蕃薯至市區賣，後座兩側吊兩簍，後座上一簍，車把吊兩袋，總共約兩百斤，卻只賣一、二十元（每斤一角）。（賴清田，1040812）
賴清田老師（12，1957）在回憶童年時光中，對當年山中村往江厝店必經的牛斗山與四處都是碎石道路，印象特別深刻：
牛斗山山上兩側山壁挖有防空洞，以作為空襲時躲避，直到民國66年，才因為高速公路墊高路基施工需要土方，才移除牛斗山。當年升初中要考試，放學後留在學校補習，有時甚至要上課到晚上九點，晚上返家時，一定要經過牛斗山山上，儘管隨身還要帶著燈火，經過山上那一座大眾廟，心裡總是毛毛的，還是覺得相當恐懼。即使到了民國53年回到興中當老師，每次遇到晚上要去學校值夜，要經過牛斗山時，也深為恐懼。（賴清田，1040812）
小時候（40-46年），村落道路都是石子路，甚至到民國52年我分發到山仔門（義仁國小）服務，沿途都還是石子路，道路兩側種植芒果，每天約要騎車七十分才能到達。（賴清田，1040812）
林金鈴主任（3，1948）在回憶當年居家環境時拿出一張照片（如圖4-5），可以清楚看見當年的碎石子道路。
照片拍攝時間大約是我當年就讀民雄農校時，在住家屋角拍的，房屋是木構建築，牆面以石灰混和稻穀做成。我後方的馬路正是我家前方的道路，當時都是碎石路。照片後方是江厝店公學校，學校的圍牆很低矮，一跨就過去。（林金鈴，1040707）
圖4-5.1950年林金鈴主任於自家
資料來源：林金鈴
而現在學區往嘉義市文化路必經的華興橋，當年並未興建，那又將如何渡橋呢？賴清田老師（12，1957）回憶說：
牛稠溪在枯水期時，民眾會自行尋找水淺一點的河道，「蹽水」通過。水流多一點時，有時會設竹管便利橋或者搭建浮水橋，有專人服務協助過河，一次一元。（賴清田，1040812）
1949（民國38）年至1955（民國44）年間，就讀興中國民學校的校友劉昭仁教授（10，1955），在其「赤腳的童年」一文中提起他孩提時從劉竹仔腳到學校，上學路上的有趣畫面：
當我唸小學時，馬路兩旁幾乎五步就挖一個深坑，是防空用的，但是從未見過敵機來空襲倒是常有青蛙掉進坑裡，可以捉青蛙。（劉昭仁，2010，p53）。
訪談時，正是2015年8月，剛送走一個蘇迪勒颱風，賴清田老師（12，1957）想起童年時颱風警報時，簡陋的房屋必須的防颱準備：
小時住家房舍為木屋或茅草屋，一遇上颱風，整個茅草屋頂需要用好幾根大竹子壓住，以麻繩綁大石頭固定，以防屋頂飛走。（賴清田，1040812）
說起童年，雖不至於三餐不繼，談不上營養，勉強吃飽而已。賴清田老師（12，1957）說：
小時候稻米很貴，無力購買，大都吃蕃薯乾。當年第一期農作種植甘薯，第二期作物才是稻米。因此，當收成時甘薯堆滿屋，為方便保存，將蕃薯剉「蕃薯籤」曬乾後收存。當年米飯很貴，煮飯時一鍋蕃薯籤加少量白米飯。（賴清田，1040812）當年因為營養不良，考高中體檢時，還差一點因為體重不夠重（37公斤），不能讀高中。（賴清田，1040812）
到了1950至1960（民國40、50）年代，農閒之餘，家家戶戶總希望努力掙點錢以維持家計。當時，稻子收成之後的稻草，就是農家物盡其用，「打草繩」的材料。林金鈴主任（3，1948）說：
當年農村流行打草繩，只當它是農村生活的一部分，靠天吃飯一直是農村最大的悲哀，物資缺乏的年代，編織一捆草繩，這種耗時又無聊的工作，可以有一些收入，對家庭不無小補。（林金鈴，1040707）
只是，當年運送農作或草繩等貨物，還是以人力為主，當年社區往嘉義市文化路的華興橋尚未興建，過河只能涉水而過。林金鈴主任（3，1948）與賴清田老師（12，1957）都有同樣經歷：
當時農村收成，如蕃茄，通常以人力搬運方式，涉溪水前往嘉義市販售。（林金鈴，1040707）
民國40多年，曾經用家裡一輛破舊腳踏車，後座兩側吊掛兩簍蕃薯，後座上載一簍，兩邊車把上吊兩袋，載送200斤蕃薯至市區才賣得一、二十元（每斤一角）。（賴清田，1040812）
1950至1960（民國40、50）年代，以農耕為主的傳統農業社區，其實社區景象變化不大。光復後第一屆畢業生，校友鄭清茂教授（1，1946）的夫人—馮秋鴻女士，在；「思想起出嫁坐牛車」[1]一文中，回憶從嘉義火車站來到社區的情景，有這麼兩段清晰的描述：
猶記得，結婚當天（民國54年），從臺北搭乘柴油快車南下。在嘉義站下車，改搭計程車，一路向民雄牛斗山駛去。七八月的嘉南平原，火傘高張，車窗外，綠野田園，令人耳目一爽，稍解暑氣，但仍然擋不住襲來的熱浪。
車行間，清茂指著遠方的小橋說：那是牛稠溪。過了溪就進入了牛斗山，從前沒有橋樑，渡溪都是捲褲管，赤足涉水而過。小時候，放學回家途中，偶爾遇到溪水暴漲，回不了家時，只好到鄰村去借宿。那時代，交通不發達，更談不上資訊，連電話也不普遍，因此常令家人擔心。可是農業社會，一切聽天由命，日子也就這樣過了下來。
1]資料取自鄭清茂（2003）。今我來思鄭清茂教授七十榮退紀念文集，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出版，p24-29。
三、奢侈品：腳踏車與鞋子
在校友訪談中，對當年日常生活中，經常被大家提起的不外乎「腳踏車」與「鞋子」。大家一定覺得奇怪，「腳踏車」與「鞋子」不應該是現代生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嗎？其實，在1940、1950年代，這兩項生活用品，卻是一般家庭的「奢侈品」。
(一)草鞋與布鞋
校友劉昭仁（10，1955）在「螢雪齋主人七十自述」一書中，對童年生活種種，有相當深刻描述：
對童年比較深刻的記憶，是從八歲啟蒙入小學開始的。童年時代，每天早晨下床後就打著赤腳，不論在室內或走出屋外，一直到晚餐後洗過腳才穿上木屐或草鞋至就寢。（劉昭仁， 2010 ）。
即便進學校就讀，穿鞋子對一般家庭來說，還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小學六年之間，是天天打著赤腳上學的。全班的學生只有兩個穿鞋子，一個是校長的兒子蕭泰雄，另一個是校長的侄子蕭正裕。（劉昭仁， 2010 ： p53 ）。
在夏天及冬天打赤腳是特別難受的。當時沒有柏油路，路上鋪著小碎石，這些小石子，夏天被太陽曬得發燙；冬天嚴寒，赤腳已覺得冷，又走在小石子上，兩隻腳掌是發紅的。（劉昭仁， 2010 ： p53 ）。
在當年的畢業班合照中，為了整齊美觀，常見學校老師有一個應變措施，穿鞋子的同學站前面，沒穿鞋子的站在後面。
圖 4- 6.1949 （民國 38 ）年 7 月 11 日 4 年 1 班同學合照，看得出來每位學生幾乎都是赤腳上學。
但是，對於習慣赤腳走天下的鄉下孩子來說，當年的「膠鞋」品質，不若現今鞋子的舒適，穿鞋子還是沒有赤腳的自在，需要一點時間適應。林金鈴（3，1948）回憶自己調皮的童年記憶：
過去大家家境都不好，我是就讀民雄初農時（民國 38-41 年），才有機會穿鞋子。當時的鞋子是黑色膠鞋，我不習慣穿鞋，更沒穿襪子，因此往往在升旗之後，脫下鞋子。當年還經常惡作劇，拿著發臭的鞋子在教室行間走動，引起教室同學騷動。（林金鈴， 1040512 ）
「布鞋」，對現今的我們來說，早已經是理所當然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即便到了1970（民國59）年，對於當時許多家庭來說，仍是許多學生「捨不得穿在腳上」的生活用品。校友洪賢榮（24，1969）表示：
當時家裡經濟並不好，記得舅舅曾經買一雙「中國強」的布鞋送我，我根本就捨不得穿。上學時，赤腳走路，將布鞋鞋帶綁在一起，掛在脖子上，到了學校才洗洗腳，穿上布鞋，其實是怕把布鞋穿壞了。（洪賢榮， 1040902 ）
對於百年校慶慷慨捐贈校史館一事，校友洪賢榮（24，1969）娓娓道出自己年少時，經常在父親忙完農作休息時，聽見父親哀嘆自幼家貧，沒機會「讀冊」的遺憾，以致於到了壯年，仍目不識丁而感嘆。因此，在百年校慶籌備期間，洪賢榮校友聽聞學校規劃籌備校史室，慷慨捐贈校史室整建費用，希望「送阿爸去ㄜˊㄚ讀冊」，以彌補父親當年的遺憾。洪賢榮說：
父親洪北津，在工作之餘，經常怨嘆，小時候家庭困苦，根本沒機會上學讀書，直到進了部隊，在部隊跟著部隊上一些課，勉強學到幾個國字及阿拉伯數字。因此，在學校百年校慶之際，希望可以「送我爸爸去讀冊」（ㄜˊ啊即學校）。（洪賢榮， 1040902 ）
(二)自行車
對現代以自行車當運動休閒的人們來說，當年擁有自行車的家庭不多，即便有自行車，車子的功能，不單只是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實用的功能–載貨。
光復前後（民國 35 年），一般家庭逐步添購自行車，當時的自行車大都為人貨兩用的腳踏車，設有方便載送貨物或行李的鐵製後座，但是擁有腳踏車的家庭還是少數。林主任回憶說，當年就讀民農時（民國 38 年），還是走路上學，少數家庭才有小型自行車。（林金鈴， 1040707 ）
46 年全村（山中村）約僅有三部腳踏車，碾米廠或稻米買賣經濟較佳的人家才有腳踏車。（賴清田， 1040812 ）
到了 1950 、 1960 年代，腳踏車才逐漸普遍，只是當年道路不若現在平整的柏油，都是碎石子道路，因此腳踏車也要是「堅固耐用」的車子。
臺灣社會在四、五十年代，腳踏車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父親每天騎腳踏車到民雄市場上班，風雨無阻；我們小孩則騎著腳踏車到嘉義市念初中、高中，當然也不避風雨。當時只有小石子路，還沒有平坦的柏油路。（劉昭仁，2010）
提起腳踏車，林金鈴主任（ 3 ， 1948 ）才又想起當年與興中同事一起騎車去進修的過往：
等到民國 50 年前後，家家戶戶自行車才逐漸普遍。記得民國 52 年在嘉師特師科進修時，和溫明章、蕭慶壽、李炳祥老師等，騎自行車到現在林森東路舊師專校園上課。（林金鈴， 1040707 ）
住在嘉義市， 1962 （民國 51 ）年起，在本校服務的張彩鷁老師，談起當年騎自行車上班的情景說：
只是當年的道路沒現在寬敞平坦，都是牛車路，沒有柏油。上班騎車要花好長一段時間。冬季時北風強勁，上班從嘉義市往北走，逆風而行，比較辛苦，到校時往往兩手冰冷。（張彩鷁， 1040630 ）
大家一定好奇，老師們上班為何不買機車？退休的陳德生校長與林金鈴主任（ 3 ， 1948 ）回憶說：
民國 42 年師範畢業，月薪 189 還是 198 元，學校旁一位牧師要將機車送給我，我還跟他說，油太貴，我養不起啦！當年看一部電影 1 元，一台收音機，單純收聽廣播的收音機一台要價 2000 元。當年最流行的腳踏車就是「富士霸王」。（陳德生， 1041003 ）
民國 50 年，一位老師月薪 600 元的年代，一部 50cc 的鈴木機車要價 12800 元，比老師兩年薪水高，也相當於可以購買兩分農地的價錢，因此少有人以機車代步。（林金鈴， 1040707 ）
張彩鷁老師說：在那個年代（ 1960 幾年），學校只有陳松校長有摩托車。
其實不只是代步工具的簡便，談起住家品質，林金鈴主任（ 3 ， 1948 ）說著：
53 年在大崎國小服務時，家裡才改建成瓦頂平房。（林金鈴， 1040707 ）
在那個簡單不過的年代，什麼都缺，就是不缺人情，尤其是校園裡家長與老師，老師與學生，老師與老師間，親密互動，沒有計較，只有相互幫忙，只要為學校好就好；沒有利益交換，只想教好學生而已；老師無私付出，家長充分信任。這樣的互動，一而再再而三，發生在校園裡在社區間，許許多多一再被想念的美麗故事，值得我們努力挖掘，讓它繼續流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