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校史之數字密碼：1922 03 34 3
1922（大正11）年3月28日，本校前身江厝店公學校創校第一屆卒業生舉行卒畢業典禮，當年卒業生中，有男生有 34名、女生僅有3名，如圖3-27。
圖3-27.創校第一屆卒業生卒業照
其實，當年日治時期的學期制度與臺灣現行制度不同，日治時期初等學校的學年起訖，自4月1日至翌年3月31日，分三學期；4月1日至7月31日為第一學期；8月1日至12月31日為第二學期；翌年1月1日至3月31日為第三學期。全年上課，約40週，每週上課時數約28至33節。
因此，在日本關於卒業與開學，流傳一段話這麼說：
三月底的日本，櫻花花蕊等待綻放，是畢業典禮的離別時節；
四月初的日本，櫻花花苞茂盛齊開，也是入學式的迎新季節。
直到臺灣光復後，1946（民國35）年畢業典禮仍維持3月辦理，當年3月至7月這段時間，為國語（中國話）的學習。直到1946年8月起，學年調整為兩學期制。因此，1947（民國36）年畢業典禮才改為現在的7月，亦即光復後第1屆畢業生仍維持3月畢業，第2屆畢業生才改為7月畢業。
另外，這樣的數字密碼又呈現另一個有趣的問題。
第一屆畢業生為何有34位男生，卻只有3位女生呢？
應該是早年農村「重男輕女」與「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下使然吧！
校友劉昭仁教授（10，1944）在「螢雪齋主人七十自述」一書中提到，父親劉檨先生生於1908（明治41）年，1916（大正5）年祖父逝世，儘管生活困苦，仍接受啟蒙教育，9歲進入本校前身「臺南州江厝店公學校」。劉教授父親勤奮向學，15歲畢業時，還因成績優異與勤學，獲得校長頒發的一等賞與三等賞賞狀（獎狀）。只是因為家境困苦，無法繼續升學，在家務農。同屆（興中國小創校第一屆）畢生中計有34位男同學，3名女同學。在日治時期，學期制度與日本內地相同，採用三學期制，每年3月櫻花季時畢業典禮，這也是百年樹人校史圖中192203 34 3這個數字密碼的由來。
劉昭仁教授還特別指出：
與父親同屆畢業生繼續升學者多人，其中同班同學蕭海南先生，在臺灣光復後，還擔任興中國小校長（34年12月7日～45年5月31日），也正是劉昭仁教授求學期間的國小校長。（劉昭仁，2010：p38）
圖3-28為創校第1屆卒業同學，畢業50週年紀念同學會後的合影紀念，年排中坐者曾柱校長，前排左1為蕭海南校長，劉檨先生站立於後排右邊第1位。
圖3-28.創校第1屆校友畢業50週年合照
資料來源：劉昭仁
二、夜學
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最大差別在於教育對象的不同，社會教育以一般社會大眾為對象。在日治時代初期，這些社會教育活動，原本由民間組織辦理，最終由日治政府主導，配合普及日語及同化教育政策，遂行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目的為依歸（單文經，1999）[1]。
1905至1906年（明治38 -39年）之間，臺灣總督府要求公學校設置國語夜學會及國語普及會等，加強實施國語義務教育，由各校自行辦理，但是各校步驟未一致，成效有限。
1915年臺灣總督府提供補助金，委託臺灣教育會舉辦公學校兒童國語講習會，並每年持續舉行。另外在各地成立國語研究會，也又稱國語夜學會。本校學區也在這個時期開辦「夜學」，提供社區成人學習日語等課程。
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6月4日第5版報紙就報導「國語研究會盛旺 不久之前（過般），江厝店國語研究會始業以來，各地接踵成立。」由報導中也可以知道，本校在夜學會的辦理早先於鄰近社區，也可以看見嘉義地區夜學會辦理如雨後春筍，盛況空前（如圖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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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9.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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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0.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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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17（大正6）年6月13日3版的報導也可以看出，在學校與社教組織「同風會」[2]與學校合作下，地方首長對夜學活動的關心與支持（如圖3-30）。
1917（大正6）年8月10日6版的臺灣日日新報新聞報導，更能看見當年辦理的風貌（如圖3-31）：
嘉義同風會其任務有國語普及一條，先於嘉義接創立夜學會，自 6 月 20 日開始以來，陸續要求入會，但因教室狹小，不得不婉謝，會員 200 餘名。觀其學力程度，分為甲乙二科。每夜 8 點至 10 點，於嘉義公學校，教授國語，同校教員輪流主教，俱見熱心。警務課田中警部每週六則到會講述保甲規例及違警例等，以期法令周知。外此各地夜學會相繼而起，江厝店等，各有會員 5-60 人，會期 3 至 6 個月不等。…國語以會話練習為主，兼授關聯諸作法。
圖3-31.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此時，夜學會事由同風會與當地公學校一起辦理，學生依照其學習能力分開上課。學校教師負責國語(日語)等學科教學，派出所警官則負責法令的宣導等。
在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9年9月30日6版新聞中報導（圖3-32）：「開夜學會(大正 8 年)打猫支廳下江厝店庄七保共設一個國語研究會，會場設於江厝店、牛斗山、頭橋三處，以江厝店公學校教員為講師，隔夜開講會員百餘名。江厝店已開講，牛斗山、頭橋亦將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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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2. 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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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3. 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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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大正11）年3月1日6版的諸羅特訊中報導（圖3-33）：「去（ 1921 ）年 10 月 3 日嘉義郡民雄庄，開設國語夜學會，於江厝店、牛斗山兩處授課。六日上午九點在江厝店公學校舉行修業式，修業生 71 名。」
整體而言，國語夜學會乃是以學校及派出所為單位，半強制召集未就學的青少年，每天晚間由公學校教職員或警察義務教授國語，所修學科有修身、日語、算術等科目。針對沒上學的青少年，開設大約為期三個月的國語普及講習所，其中，多以臺語的直譯來教學，並以學習日常會話為目的。（嘉義縣政府， 2009，p415）
在1940年10月31日臺灣日日新報第5版這篇「國語部落建設民雄庄江厝店の皇民化」的報導中，可以看見當年江厝店「部落」在曾柱校長極力推「國語講習所」中，社區民眾日語普及的盛況（圖3-34）。報導中這麼記載：
國語部落建設 民雄庄江厝店的皇民嘉義郡民雄庄江厝店部落，認為只要有一人不懂得國語，便是部落之恥。所以這數年來，致力於國語的普及，名副其實的朝向國語部落又邁進，如今戶數 950 戶，人口 5600 於人中， 5 歲以上至 60 歲而不解國語者，幾乎全部都在幼兒保育園或國語講習所學習國語，取得了優秀的成績。其中完全懂得國語者佔 41％，而為了達到 100％的目標，曾公學校長帶頭，爭取增設講習所至七所，收容學生 400 餘名，而且親自督導講師，獎勵國語的普及。
圖3-34. 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1]單文經（1999）。日據時代鹿港地區的教育活動。教育研究集刊，1（42）。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p17-49。
[2]本縣（當時為嘉義廳）於大正3年（1914年）設同風會，旋因地方制度修正，乃撥歸臺南州辦理。其後臺南州當局鑑及各種社會教育團體有統制之必要，乃於大正14年（1925）10月30日，設立臺南共榮會以統一事權。其目的是圖使文化之向上、社會之改革，以及振興健實之民風。其主要事業有：一、民風振興；二、日語普及；三、體育獎勵；四、社會改革；五、救恤慈善；六、餘外能達成該會之目的而認為必要之事宜等。（嘉義縣志，卷四，教育志，2009。P415）
三、師生互動
對於早已超過「從心所欲」年紀的資深校友而言，要回想公學校時代，和同學相處互動情形，真有些遙遠，反倒是對於當年編班情形印象深刻，校友林朝復（日22，1943）回憶說：
我是 1930 （民國 19 ）年生， 1937 （民國 26 ）年就讀臺南州江厝店國民學校（興中國小前身）。小學時蘇有望（老師）當班長，國小當屆同學兩班，每班約 51 位，班上 11 位男生 40 位女生，另一班全為男生。民國 32 年(1943)從江厝店公學校畢業。（林朝復， 1031115 ）
（經查同學錄，實際為男 14 人，女 45 人，共 59 人，另一班均為男生計 57 人。）
(一)升學與師生關係
在那個升學管道有限，升學考試不平等的年代，公學校畢業以後要繼續升學，著實不易，「老師的輔導與鼓勵」，是學生向上發展的最大助力，因此談起老師，最佳代名詞總是「嚴格」，對於能「升學」的同學種種，大家記憶深刻。
校友林朝復（日22，1943）說：
日治時代校風嚴格，學生對師長相當敬重甚至畏懼。老師叫喚學生至家裡種菜或清潔，甚至是學生的榮耀。（林朝復， 1031115 ）
蕭海南老師，對學生教育相當嚴格，少言，仁慈，下課後對學生相當關心與照顧。教起書來相當認真，對數理方面尤有研究。只是，畢業後感念老師的教育關心，一直想拜訪老師卻未果，相當遺憾。（林朝復， 1031115 ）
而日後走上教育之路的吳溪泉主任（日14，1935），對當年老師的記憶深刻，如數家珍：（吳溪泉，1040716）
小學一、二年級為何天註老師，三、四年級是羅素竹老師，五、六年級為日本老師山添一水老師擔任導師。
何（天註）老師擔任低年老師，多數學生為其教過之學生，因此當離開學校參選縣議員時，地方百姓毫無條件圈選自己老師，因此老師高票當選縣議員。
三、四年級羅素竹師，羅老師與嘉義市督學結婚住嘉義市區，就讀嘉中時曾租在羅老師家樓上二樓。
自己畢業後經常與同學聯繫，等到我出來當老師時，還曾邀同學一起拜訪老師，最終由陳傳興等同學至頭橋舉辦同學會邀請羅老師參加，同學表達對老師過去教導恩情，羅老師對於同學知恩感恩的表現，相當欣慰與高興。
在日治時期，可以升學的同學真是鳳毛麟角，一來因為家庭經濟關係，二來也是升學機會相當有限。對於「升學」一事，鄭清茂教授（1，1946）道出當年家境窮苦的無奈，也反應日治時代臺日教育差別待遇的不平：（鄭清茂，2003：P153-189）
當我小學畢業時，臺灣已經光復。當鄉下孩子能上小學已經不錯，幾乎沒有人再上中學。我父親告訴我：沒有工作就回來種田吧！我想去考師範學校，他說：不要錢的就可以。
我念小學時還是日據時期，上的是臺灣人就讀的國民學校。當時只有日本人才能上比較好的所謂小學校，臺灣人除非改成日本姓才能就讀。
因此，當年要能考上中學，真不是一件簡單事，而老師的鼓勵是重要推手。吳溪泉主任（日14，1935）回想著說：（吳溪泉，1040716）
當年小學畢業，劉邦釣是這屆同學唯一錄取嘉中，我是就讀民雄高等科兩年後，才考取嘉中。當年要錄取嘉中，著實不容易。（吳溪泉， 1040716 ）
五、六年級導師是日本師山添一水老師，山添老師未婚，相當有責任感，當年沒有惡性補習，老師會利用晚上時間，騎著自行車到成績比較優異，努力讀書，有意升學的同學家巡視，看看同學是否用功讀書。在當年五、六年級即將參加初中考試時，老師還會留下幾位有意升學同學（我、劉邦釣及張塗龍）等，留在教師宿舍複習國語與算術科目，晚餐由家長幫學生攜帶便當至宿舍，直到晚上九點或十點離開老師宿舍。（吳溪泉， 1040716 ）
(二)日本老師？認真負責的老師？還是種族歧視？
老師的天職是教好學生，但是在日治時期，教育制度上的差別待遇，多少也反射在日本老師心態的差異上。山添一水老師的教育關心讓學生感受深刻，但是種族上的歧視，也或多或少影響學生。同樣是日治時期的學生，也是曾柱校長子女的曾碧琰（日19，1940）與曾昭烈（日21，1942）兩位校友，住在學校校長宿舍，生活與學習都在公學校內，對日本老師的觀察更為深刻，體會更多：
在日治時代，臺日間仍存在種族歧視問題，我們受日本教育，講日本話，我又是校長女兒，身邊師長總有一份日本人的優越感，因此，連我們只能在校園裡遊玩遊戲，與社區同學玩耍同樂，是不被日本老師認同許可的。（曾碧琰， 1040512 ）
日治時代，學校相當重視生活規矩，以前日本老師相當嚴格，不乖的同學還會被關在講桌下面。（曾碧琰， 1040512 ）
一位海軍退役的日本老師到興中報到，看見校長是臺灣人很不以為然，常藉喝酒鬧事，修理我（碧琰）。曾有一次，老師教學告一段落，詢問同學會不會？我會卻沒舉手，因而被老師藉故處罰。之後這位老師也被調走，離開興中。（曾碧琰， 1040512 ）
事實上在當年老師的調動，往往有跡可尋。有些在都市中不適任老師，才會被調職至交通不便的鄉下學校。（曾昭烈， 1040512 ）
吳溪泉主任（日14，1935）的回憶，也曾遭遇日本老師的歧視眼光，但是山添一水老師卻是他相當感念的好老師。
一般來說，大部分日本老師都有優越感，相當看不起臺灣學生，因此經常以日本語罵學生為「中國奴」，只是臺灣人溫順不知反抗。而山添一水老師對我們並無這樣的情形。（吳溪泉， 1040716 ）
直至我畢業當老師，還曾經到九州最南端的鹿兒島，拜訪山添一水老師，老師甚為驚喜，告訴師母，對於教學生涯能獲得學生如此敬重相當榮耀。（吳溪泉， 1040716 ）
吳溪泉主任（日14，1935）的回憶，不只道出過往尊師重道的價值，更看見師生間歷久彌新，濃濃的情誼。尤其高年級時曾受教於日本老師，對於日本老師不分族群，愛學生如己出的教學關懷，感念深切。
相較於吳溪泉主任遠赴日本拜訪老師，感念師恩的行動表現。日本老師加藤瑛亮及吉野幸重老師屢次返臺關心興中，越洋參加學生同學會的遙遠旅程，又是另一篇篇動人的校園故事。
四、日本老師返臺參加同學會
(一)第一次：1974（民國63）年7月27日
訓導吉野幸重老師，自 1937 （民國 26 ）年 3 月 31 日起在公學校服務 6 年 5 月，而訓導加藤瑛亮老師則從 1937 （民國 26 ）年 9 月 30 日起至日本戰敗遣返日本，前後服務也長達六、七年時間。兩位師長對當年在臺灣服務均相當懷念，因此於離臺近 30 年後，日本老師聯繫許江泉教導主任與陳錫山先生，於1974（民國63）年7月27日辦理同學會，兩位師長相偕跨海返臺參加學生同學會。
在圖 3-34 中，看見一群同學交頭接耳等候老師，等待老師的神情中，就可以看出這場老師與同學間 30 年後聚會，是多麼令人期待。教師宿舍，是加藤老師當年住宿的地方，也是加藤老師兩位公子當年出生的地方，因此對老師一家人來說，別具意義，是老師回臺時，一定要參訪的地方（如圖 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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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學生在校門口等候日本老師
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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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6.加藤老師逐桌與學生話家常
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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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同學會聚餐，在第一教室走廊
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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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教師宿舍前合照，左 1 為陳錫山先生，右 1 、 2 為加藤瑛亮老師夫婦
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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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學生，特別珍惜同年一起學習的珍貴記憶，在熱心同學的聯絡下，辦理國小同學會時，同學們都邀請當年的日籍班導師來臺聚會，並給予熱情招待，一直到日籍老師過世後為止。這樣心意，是臺灣人的人情味，以及傳統對於老師教導的感恩之心。更特別的是，這樣的同學會，從戰後一直持續舉辦，超過半個世紀，也是很難得的情形。
圖 3-39.師生大合照，右 1 為許江泉教導，又 3 為朱聰仁校長，右 4 曾柱校長，右 5 、 6 為吉野老師夫婦，中央為蕭海南校長，接續為加藤老師夫婦，左上角為陳錫山先生。資料來源：陳錫山
(二)第二次：1992（民國81）年5月3日
1992 （民國 81 ）年 5 月 3 日，加藤瑛亮老師偕同師母及公子，離臺近 20 年後，再次返回興中參加同學會。在歡迎會中，同學熱情致贈紀念品給老師及師母，師生之濃情，可見一斑。
圖 3-40.歡迎會，左 1 起陳德生校長，老師台灣朋友，加藤老師公子，老師夫婦及蕭海南校長。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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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張松樹鄉長贈送紀念品
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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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2.中正大學合照
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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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魏淑貞老師與加藤老師家人合照。
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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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許江泉主任陪同老師校園巡禮
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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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5.師生合照，左 1 站立者為陳錫山，其次戴眼鏡者為郭松根，接續為何秋來先生。第三排右 2 打領帶者為曾柱校長公子。第 1 排由左依序為胡泉源老師，加藤老師夫婦，蕭海南校長，老師臺灣朋友及二公子加藤吉辰。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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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次：2014（民國103）年5月3日
103 年 5 月 3 日，加藤老師兩位公子再次返臺，趁旅遊之便，特地安排行程，到學校探視，完成加藤老師過世前期望兩兄弟一定要回江厝店探望的遺願，並再次看看兩兄弟出生時住過的教師宿舍。只可惜，教師宿舍已拆除。
當天加藤老師兩位公子並未到校參觀，拜訪林金鈴主任，由林主任及陳錫山先生熱情接待，如圖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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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6.加藤老師公子，左起依序為陳錫山先生、加藤老師二公子、大公子及退休教務主任林金鈴主任（攝於林金鈴主任住宅）
資料來源：陳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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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敕語
《教育敕語》的主要目的，是糾正當時日本教育偏重於歐美器物的介紹，而忽略道德教育的問題。而道德教育為日本所固有，不可輕言廢棄，故《教育敕語》要求學生在學習時也必須培養、鍛鍊自身的道德與修養，成為小學在固定慶典時必須朗讀的文件（如圖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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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7.教育敕語
資料來源：曾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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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林朝復（日22，1943）回想當年學校典禮中，「教育敕語」的奉讀，是其中重要儀式之一：
重要集會時，要先唱日本國歌，接著校長大聲念教育敕語，全校學生跟念，教育敕語為當年學生必須背寫背念的課題。（林朝復， 1031115 ）
鄭清茂教授（1，1946）更進一步描述，學生在聆聽校長宣讀教育敕語時，還要低頭聆聽（如圖3-48）：
每週一早上早會，校長戴白手套，主任低頭恭敬呈上教育敕語，校長著筆挺軍裝，於朝會時嚴肅捧讀教育敕語，而學生必須垂頭聆聽，每位學生幾乎可以背誦教育敕語。（鄭清茂， 1040726 ）
每月八日（紀念太平洋戰爭空襲珍珠港成功一役），還要聆聽校長宣讀之宣戰敕語。（鄭清茂， 104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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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8.青年團集會江厝店公學校曾柱校長朗誦教育敕語
資料來源：曾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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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第14屆校友吳溪泉主任（日14，1935）回憶教育敕語時，這麼說：
三月畢業典禮時，教育敕語從學校奉安庫中取出，教育敕語收置於捲軸中，其上覆以絲巾，由教導主任恭敬呈上與校長，校長著軍裝配刀，全校師生起立，由校長朗誦教育敕語內容給全校師生聆聽，朗誦完畢，在細心收置於捲軸，再將教育敕語收納於奉安庫中。（吳溪泉， 1040716 ）
儘管經過近80年歲月掏洗，在訪談時，吳溪泉主任使用日本語，模仿曾柱校長鏗鏘有力，朗誦教育敕語的聲調，依稀可以感受當年曾柱校長在臺上朗誦敕語時的肅穆莊嚴的氣氛。教育敕語的漢譯文如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不獨為朕之忠良臣民，亦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所宜俱遵守焉。通之古今不謬，施之中外不悖。朕與爾臣民，拳拳服膺，庶幾咸一其德。—臺灣總督府官定漢譯教育敕語
在相關文獻中發現，只要提到教育敕語，不免跟隨著「奉戴」兩字，特別請教鄭清茂教授這詞語的意義：
虔敬恭敬捧讀教育敕語，包括謹慎保護之責任體現，收納保管。在當年，遭遇空襲時，校長必須隨身帶著教育敕語，用生命好好保護教育敕語。（鄭清茂， 1040726 ）
由此可見，在皇民化時期，這些典章儀式在學生生活中的重要性甚於一切，其目的只為了培育效忠日本的「忠良臣民」。
而皇民教育的實施，在戰事吃緊的終戰末期，尤其甚囂塵上。甚至連老師進修的場合，也可以看見皇民教育的痕跡：
1943(昭和18)年5月19日4版的臺灣日日新報有這一篇報導校友曾麗瑄（日16，1937）參加研習後的心得報告（如圖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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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9.女敎師は學校の母新聞報導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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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敎師は學校の母 女敎師鍊成會反省錄」
《嘉義電話》身為女教員，富有培育下一代日本小國民的責任—她們所擔當的職責，由於目前的時局，其重要性日益增大。而且為了嚴肅的「師道」，在險峻的時局下，女教員必須堅持確定的信念，以盡其天職，因此，嘉義郡於 4 月 28 日起 4 日間，在民雄郡民道場舉辦了女教員練成會。在與俗塵隔離的道場裡，只有女人在一起，從清晨到日暮，在神社前進行神前儀式，過了四天的練成日。她們地底有什麼收穫呢？下面是一些表現她們對練成之喜悅的感想。
曾氏麗瑄（江厝店國民學校）：戰爭也到了我們教場。在鄰國的英美，老師們也同樣教育著美國或英國的孩子們。我們不能讓日本的小孩輸給美英的孩子。我們的任務是實施不劣於–不，勝過–英美的教育。作為女教員，我必須讓我的敵愾心燃燒起來。
說到奉安庫，學校校長室內，有一座珍貴的「奉安庫」，常被誤認成保險櫃。
外觀–五七銅紋金色雙鳳凰
奉安庫外型四方，鑄鐵材質，櫃門有一道保險鎖容易使人誤認為保險櫃，其實這是在日治時代相當尊貴的奉安庫。奉安庫在外觀上有幾點特徵可和保險櫃區別，例如「五七の桐」和「鳳凰蒔繪」都非常值得一提；古代相傳鳳凰擇桐而棲，泡桐樹則有鳳凰木之稱，在日本文化中的鳳凰和泡桐都是祥瑞高貴的象徵。（如圖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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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0.校長室的奉安庫，外觀的鳳凰輪廓依舊，只是已經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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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用為用來供奉日本天皇的御真影（日本天皇‧皇后的「御真影」，為當時昭和天皇之肖像），以及「教育勅語」捲軸（是教育界的聖旨）。教育勅語平日都和御真影安奉在奉安櫃中，只在重大節日或慶典才能取出，由學校校長親自宣讀。
如實記錄這些曾經的時代印記，沒有批判的意味，只是忠實呈現大時代的風貌，讓後人多一些理解與體諒。時代巨輪的滾動，有時候靠那時代的大眾一起推動，有時候也不是我們可以左右他的方向，多一點理解，可以多一點包容與尊重，才是書寫紀錄的目的。
六、青年團
青年團顧名思義為一青年團體，乃是從日本稱為「若者制度」的傳統村落青年組織，結合了近代歐美青年團體的特色後，所演變而成的近代地域社會團體。1914年，在日人移民村－花蓮港廳吉野村成立第一個青年會組織後，青年團組織逐漸普及於台灣的城市及鄉村，對青年進行社會教育工作（楊境任，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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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1.身穿早期團服的江厝店青年團，中坐者可能是當時的嘉義郡郡守，前排左 4 為曾柱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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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2.江厝店聯合青年團集會時，江厝店公學校校長曾柱，正在宣讀明治天皇敕語，全體禮敬聆 |
1930 （昭和 5 ）年 9 月 17 日，總督府有感於青年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目前全島各地青年團體的風起雲湧，認為有必要在官方的統制下，因此頒行〈青年團體設置標準〉，整頓青年團組織，以「專門修練青年身心，以育成忠良國民之資質」為主旨。一方面培養愛鄉愛國的地方中堅青年；另一方面也避免其受到有心人士的利用，反而成為妨害殖民統治的因素。相關規定如下：
1 、統一名稱，男子稱為青年團，女子則稱為女子青年團。
2 、設置區域以小、公學校之通學區域為單位。
3 、團員以修畢初等教育或同等學力，未滿 20 歲者加入為團員。
4 、役員及指導者：團中設置團長、顧問及指導者等職。團長必須被青年們所信賴，並且 具備有作為青年團實際指導者的識見及實行力；顧問需擁有學識德望，並能幫助青年團健全的發展；指導者則是由學校、市、街、庄等職員及其他適當者擔任。
5 、青年團之經費以團員的勤勞收入為主，可接受公共團體的補助及其他團體捐贈。
然而，因著 1937 （昭和 12 ）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的發生，中日全面開戰，此時總督府對青年團的要求已無法滿足於以往修養團體的性質，而進一步希望加強四方面：（ 1 ）對社會的勤勞奉仕；（ 2 ）對日本精神的體會程度；（ 3 ）日常生活的國語使用；（ 4 ）改善舊習的皇國民教養。目的很明顯地就是要將青年團變為皇民化運動的教化團體，而台灣聯合青年團正是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所產生的統制組織。
1941 （昭和 16 ）年 12 月 30 日，由長谷川總督頒布〈台灣青少年團設置要綱〉，將台灣聯合青年團與少年團合併改編為台灣青少年團，以有利於總督府戰時動員的方便。
隨著台灣在日本帝國的太平洋戰略中躍居成第一線的戰鬥及防衛基地時，身為台灣未來中堅力量的男女青少年就必然成為當局所急欲掌控的對象，將其「聚集在一元化的組織下，施以統制的訓練」，以使其「作為皇國民的實力達到最高度的發揮」，並「為高度國防國家的建設及聖戰目的之達成提供強而有力的協助」
整體觀之，日治時期，官方在台灣中等教育普遍缺乏的情況下，賦予青年團銜接初等教育之後的國民教育任務，希望藉此將日語、日式精神以及初級技術能力普及於台人青年，以塑造出日人要求的標準殖民地人民。到戰時，青年團更成為總督府有效動員青年投入後方協力工作的統制組織。青年團自始至終皆為日本官方掌控台灣青年世代的工具。但是在社會教育史的角度觀之，青年團是台灣第一個青少年社教團體，提供了當時台灣青年基本的教育需求，不能僅以其為「皇民化組織」而全盤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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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53.青年團的組織，設正、副團長各1人、每團下設分團2-3個，每分團設分團長1 人。圖為民雄江厝店青年團和田中央分團成員，左4為團長何甘棠。 |
圖3-54.1915（大正 4）年，台北首創少年義勇團，是日據時台灣少年團的先驅。 1918（大正 7 ）年，台南市和嘉義街的少年義勇團也紛紛設立。圖為 1941 （昭和 16 ）年民雄江厝店國民學校少年團的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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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5.江厝店公學校高年級生所組成的少年團，每天早上要在校內神社進行奉侍作業，每 1、2個禮拜得做一次大清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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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6.日治時嘉義郡的學生和青年團，經常得到吳鳳廟奉侍作業，打掃環境。圖為民雄庄江厝店青年團，到位於中埔庄的吳鳳廟參加奉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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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7.江厝店公學校校長曾柱，接到派令召集青年團前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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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8.民雄江厝店青年團傳令，前往分團長劉長水家傳遞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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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9.民雄江厝店青年團江厝店分團辦公室假分團長家辦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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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0.江厝店青年團於江厝店公學校集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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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報導
在查閱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江厝店公學校辦理青年團相關新聞有 5 則新聞報導，摘錄如下：
1922 年 7 月 1 日第 4 版嘉義／靑年團發會式(大正 11)地方近事「3 日午前 9 時江厝店公學校舉辦靑年團發會式」（如圖 3-61 ）
1930 年 12 月 30 日夕刊第 4 版民雄江厝店青團結團式 嘉義郡民雄庄江厝店。今回組織一青年團。 27 日午後一時。假同地公學校。舉行團式，有郡大澤視學臨席，唱國歌後，次團長曾柱氏，奉讀令旨及式辭後，團員誓詞。大澤視學訓示，來賓民雄庄長陳聯彬氏駐辭，三時閉幕。（如圖圖 3-62 ）
1934 年 2 月 15 日第 8 版嘉義成績展覽嘉義郡江厝店公學校。訂十六日午前九時。於同校內。開兒童及青年團員大運動會，及兒童成績品展覽會。..
1935 年 2 月 18 日第 8 版嘉義聯合靑團大會及優良團員表彰(昭和 10)於民雄公學校…優良青年團：江厝店。（如圖 3-63 ）
1935年12月25日第4版嘉郡壯團 檢閱成績 一等月眉潭(昭和 10)江口郡守;新巷;溪口;江厝店;大林 n04 江厝店四等
圖 3-63.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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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62.臺灣日日新報 |
圖 3-61.臺灣日日新報 |
第二節 校園環境與學習生活...
